改革再出发｜“一老一小”健康保障需力推“三医”协同
标题
改革再出发｜“一老一小”健康保障
需力推“三医”协同
篇目一
中国儿童健康保障现状、问题
及三医协同治理策略
作者
喻月慧1 李珍2
1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中国人民大学健康保障研究中心
2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来源
《社会保障研究》
2023年 第3期
关键词
儿童卫生服务
健康保障
三医协同治理
医保改革
摘要
保障儿童健康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已有研究尚未形成有关儿童健康保障问题的研究体系，所关注的议题分散在医疗、医保和医药领域。全面梳理儿童健康保障各领域的发展现状和核心问题发现，儿童看病难、看病贵是由儿科医疗服务供给不足和结构失衡、医疗保障不充分、医药发展相对滞后等问题共同造成的。
医疗和医药领域的核心问题是激励不足，医疗保险则因筹资不足而无力发挥好激励作用，只能重点保住院。鉴于此，推动儿童健康保障领域三医协同治理的抓手应该是通过改革医保筹资、增加儿童门诊保障、推进医保战略购买来激励医药供给，同时医疗和医药领域也需有联动措施。
希望加入医保政策大家庭的师友，
欢迎关注本公众号（“健康国策2050”），
添加管理员微信：jkgc2024，
身份验证通过后即可免费进群，
群内将发布高清完整版思维导图、
高端学术活动等通知
正文
一、引言
儿童健康保障是以儿科医疗服务为主要内容，以医疗保险（以下简称“医保”）为基本筹资方式，带动医药市场，旨在恢复和促进儿童健康的各种社会活动和机制的总集"，即医药服务可获得性和经济可及性的保障。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以下简称“七普”）数据，我国0~14岁儿童超过2.5亿，占人口总数的17.95%。对这一庞大群体的健康保障事关国家未来人力资源发展，同时也事关万千家庭所关切的育儿成本。长久以来，儿童在健康保障的可获得性及经济可及性两方面不但没有体现“儿童优先”的理念，而且处在明显弱势的状态。
近年来国家日渐重视儿童健康保障问题，先后制定了《健康儿童行动计划（2018-2020年）》《健康儿童行动提升计划（2021-2025年）》等政策，旨在从国家战略层面为儿童健康指明方向、保驾护航。学术界对儿童医疗卫生服务、儿童医疗保障、儿童用药等问题的讨论也日渐增多。
整体上，现有儿童健康保障研究仍存在“量”和“质”两方面的不足。
从“量”方面看，儿童话语权较弱，国内对儿童健康保障议题的关注远不及其他群体；
从“质”方面看，现有研究中尚未形成有关儿童健康保障问题的整体观，缺乏研究体系和脉络，多数研究只关注儿童在医疗、医保或医药某个领域面临的问题，呈现的研究议题和结论碎片化。
2020年中央《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要求医保基金发挥战略性购买作用，推进医疗保障和医药服务高质量协同发展。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进一步提到，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促进医保、医疗、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这为“健康儿童”事业发展指明了方向。当前亟须为构建一个完善的制度体系，打通健康保障的各个基础环节，融汇医疗、医保、医药（以下简称“三医”）政策，为儿童健康发展提供更全面稳健的支持。
本文首先阐述了儿童三医领域的发展现状及核心问题，进而基于系统论视角分析这些问题的根源和关联，最后从三医协同治理角度提出了完善儿童健康保障制度的策略。
二、儿童“三医”领域
发展现状及主要问题
01
儿科医疗服务发展现状及主要问题
新医改以来，儿童健康保障问题日渐成为我国卫生政策领域的重要议题，实践中我国已形成了规模庞大的儿童医疗服务网络。截至2021年底，全国共有两个国家儿童医学中心、5个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151家儿童医院、3032家妇幼保健院，此外，还有超2万家综合医院以及部分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开设了儿科门诊，儿科执业（助理）医师数达到20.6万人。
在这个庞大服务网络的支撑下，我国儿童健康事业取得了明显进步。2021年全国婴儿死亡率、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分别为5.0%和7.1%，较2012年下降了51.5%和46.2%，总体低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儿童传染病和出生缺陷也得到了有效控制。
总体上，我国在儿童医疗服务网络搭建和儿童健康促进方面已见成效。但是，现有儿科医疗资源配置仍有不完善之处，制约着儿科医疗服务的全局发展，主要问题体现在三个方面。
1.儿科医疗机构发展不均衡性凸显
儿童医院是儿科医疗卫生服务的重要供给主体。我国现有儿童医院151家，虽然数量较以往有所增加，但仅占总医院数量的0.42%（见表1）。从历年《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来看，儿童医院总支出皆高于其事业收入，财政拨款在维持医院收支平衡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
2020年，全国儿童医院收入中财政拨款占比约为20%，同期医院总体平均财政拨款占比约为14%。此外，相较于医院总体城乡比（1.11∶1），儿童医院分布的城乡差异更大。2020年儿童医院城乡比为2.68∶1，而“七普”数据显示当年儿童人口中仅36.47%居住在城市。
近几年非公立儿童医院发展迅速，其比重已超过公立医院。儿童医院发展越来越倚重民营资本，则儿科医疗服务的公平性可能下降。
表1 2013—2020年中国儿童医院发展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健康统计年鉴》计算所得
除儿童医院外，全国超2万家综合医院也是儿科医疗服务的重要提供方，但是其运行情况并不理想。由于单次门诊用时长、儿童患者药事服务费低、用药剂量小、检查限制多等原因，儿科在现有服务价格机制下所产出的经济价值偏低，属于边缘科室，许多综合医院不愿意发展儿科。现实中儿童医疗卫生资源总量不足与分布不均衡问题并存。在资源约束下，地理位置较偏僻、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地区在儿科医疗服务发展上明显滞后。
2.儿科医生仍紧缺，且分布呈倒三角形
在儿童健康政策激励下，近年来我国儿科医生数量明显上升，从2015年的11.8万人增加到了2021年的20.6万人，儿科人力资源匮乏的局面有所缓解。国家儿童医学中心公布的儿科医师总量达到23万人，每千名儿科执业（助理）医师数量达到0.92人，即每千名儿童拥有0.92名儿科医生。同期，我国每千人医师数量为2.33人，儿科人力资源仍呈紧张态势。
除总量不足外，儿科医生群体还呈现出学历和职称偏低、流失率高的问题。35岁以下、在基层医疗机构儿科执业的医生更容易流失，儿科人力资源出现年龄结构和地域上的失衡。与医疗机构发展的不均衡相对应，儿科医生分布也不均衡，大城市、大医院的儿科医务工作者水平高、数量多，基层儿科医生数量和水平都不足。
据调查，基层仅有52.2%的乡镇卫生院配备专职人员从事儿童保健服务，难以满足儿童基本的保健需求。这种倒三角形的人力资源状况导致儿童不得不“趋上就医”，从需求侧不断强化不平衡的资源配置格局。
3.儿科资源分布与儿童诊疗需求错配
儿童住院率在全人群中相对较低，儿科医疗服务利用具有“重门诊”的特征，以处理常见病、多发病为主。儿童发病率较高的疾病包括呼吸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传染性疾病、皮肤皮下组织等，其中呼吸系统疾病儿童两周患病率超过50%。《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2020》显示，2020年全国各医院门急诊总人次为323176.2万，其中儿童医院门急诊人次为4779.9万，占全国急诊总人次的1.48%，而同期儿童医院数量仅占医院总数的0.4%，这反映出儿童医院门诊压力较大（见表2）。
表2 儿童医院门诊服务情况比较分析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健康统计年鉴》整理所得
说明：“总计”是指全国各医院门急诊总量，“儿科”则是儿童医院的门急诊量
表2中，2020年全国儿科门急诊分别占综合医院、乡镇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门急诊的9.94%、5.93%和2.38%，在基层就诊的儿童患者少。为反映新冠肺炎疫情前的水平，表2还呈现了2019年的相应数据，此数据同样体现出儿科门诊服务利用的倒三角形结构。当前基层医院主要承担儿童预防针接种和儿童保健工作，常见病诊疗处于“去基层化”状态。
每年到大医院就诊的儿科患者中，有60%～70%都属于可在乡镇基层医院得到医治的常见病或多发病患者。常见病患儿扎堆到大医院，导致儿童医院和综合医院儿科超负荷运转，儿童看病难。同时，把常见病推到大医院也增加了医保资金支出和家庭就医成本，加剧了看病贵的问题。
02
基本医疗保险为儿童提供
的保障明显不足，
家庭自费负担重
基本医疗保险是从经济上确保医药服务可及性的主要手段。我国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由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以下简称“职工医保”）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以下简称“居民医保”）组成，儿童是居民医保的参保人群之一，和其他非就业居民共享居民医保基金。
在整体制度设计中，儿童与老人等其他居民群体无差异，执行统一的缴费标准、医保起付线、补偿比和医保目录。部分地区对儿童参保缴费和报销待遇有政策倾斜，但是未形成稳定的制度，是否有政策倾斜以及政策力度都受各地当期医保发展状况影响。
截至2021年底，我国居民医保的参保人数达10.09亿人，其中儿童（统计口径为0～18岁）参保人数为2.46亿人，占参保总人数比重的24.4%。由于居民医保实行“自愿参保”原则，一些家庭因低估儿童健康风险、医保报销不足、参保户籍限制等原因而未给儿童投保。根据已有研究，目前我国儿童参保率在90%左右，而同期全口径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儿童的参保率偏低。整个儿童群体中，农村儿童、学龄前儿童、流动儿童群体面临的医保漏保、断保情况尤为突出。
近些年，扶贫政策的实施使因家庭经济情况漏保的问题逐渐得到解决，但流动儿童（尤其学龄前儿童）因户籍问题而被漏保的现象仍较为突出。并且，已有医保的流动儿童主要是在户籍地参保，面临异地就医带来的待遇补偿偏低、医保利用率不足等问题，其家庭参保动机弱、持续性较差。
对儿童群体而言，居民医保最大的问题是保障水平偏低。儿科医疗服务利用集中在呼吸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等常见病，这些疾病的门诊频次高、门诊累计花费高。但是，现行居民医保制度偏重保住院，以高频门诊需求为主的儿童群体在医保中的实际补偿水平较低。卫生健康部门的数据显示，儿童卫生费用总筹资中家庭自付比例为65.88%，社会医疗保险支付比例仅为21.69%，门诊服务费用负担较重，在家庭支出中的占比高达89.25%。此外，因儿童感冒发烧等常见病购买零售药品的费用也全部来自家庭。
一项基于4180名儿童开展的医保家庭依赖度研究显示，儿童医疗花费的平均自付比高达91%，自付比在75%～100%区间的儿童占比84.5%，这同样表明大多数儿童的医疗费用负担由家庭承担。基本医疗保险对儿童门诊“小病”的保障能力不足，育儿家庭的负担过重，不利于改善儿童患病情况和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
03
儿童医用药物领域的问题
由于儿童具有特殊的生理特征，其用药需求和成人有差异，理想的儿童用药需具有剂量灵活性，适应儿童的吞咽能力，以及掩盖苦味以提高用药依从性。然而，儿童用药的临床试验难度大、耗时长、药量小、获利低，其研发与生产动力严重不足。
全国工商联药业商会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现有6000多家制药企业中仅10余家专门生产儿童用药，产品中涵盖儿童药品的制药企业也只有30多家。尽管近些年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支持类政策来激励药企研发和生产儿童用药，当前的儿童用药市场仍处于关注度高但实践热度低的状态。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的3500余种化学药品制剂中，专供儿童使用的制剂仅有60多种，占比不足2%，临床基本药品中90%的药品没有“儿童版”。
由于儿童用药短缺，儿童在治疗当中被当作“小大人”，实际儿童用药以共用药和超说明书用药（也被称为经验性用药、拓展性用药）为主，至少50%的药在儿科使用时没有标注儿童的用法、用量。由于儿童脏器发育尚未完全，用药耐受性更差，“儿童酌减”的做法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临床中儿童药物不良反应率为12.5%，新生儿更是高达24.4%，远高于成人。
为了控制超说明书用药带来的药物积蓄中毒和其他药源性疾病，《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要求医疗机构对医师处方、用药医嘱的适宜性进行审核，这给儿科医疗服务上了“紧箍咒”。医生用药的程序和约束增多，综合医院的管理成本和责任风险增大，加剧了儿科医疗服务供给困境。
儿童缺药问题在基层表现得更为明显，这进一步强化了儿科医疗服务的倒三角形结构。在现行基本药物制度下，各地对基层医疗机构使用基本药物的占比有明确规定，基层开药受基本药品目录的制约。虽然我国现有《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中有儿科用药，但它们品种少、规格少，导致原本可以在基层就诊的儿童患者因为没有药而被迫流向更高级别的医疗机构。常用药配备不足还强化了家长对基层儿科诊疗能力的刻板认知，在孩子就诊时，许多家长直接跳过基层医院。
三、儿童“三医”领域问题
的根源及其关联性分析
01
价格和管理问题
带来儿科医疗、医药领域双失衡
我国儿童医疗和医药两个领域的核心矛盾在于供需失衡。医疗领域里，儿科医疗服务总供给量不足、分布不均，难以满足儿童的诊疗需求。同时，儿科医疗服务倒三角形结构与儿童群体以门诊为主的诊疗需求不匹配，基层诊疗能力弱，患儿就不得不涌向大医院，加剧供需矛盾。
在医药领域，儿童用药需求与儿童用药研发、生产能力不匹配，“缺药”引发了医院在儿科诊疗实践上的连锁反应，进一步强化了医疗服务供给侧的不充分、不均衡。
1.价格机制扭曲导致儿科医疗服务总体供给不足
儿科人力资源短缺、医疗服务供给不足的主要原因是价格机制扭曲，即儿科医疗服务定价未能充分反映出儿科的特殊性和儿科医务工作者的价值。儿童患者身体功能尚未健全、抵抗力差、耐药性弱、病情变化快等情况，客观上要求医生具有更高的医技水平。
同时，由于儿童患者年龄偏小、表达能力较弱，儿科医生在工作与服务过程中需要付出更多耐心，否则极易引起家长的不满情绪，甚至产生医疗纠纷。复杂的执医环境使得儿科医务工作者长期处于高压状态。
然而，这些由儿科医师能力、时间和精神付出带来的儿童健康价值并未合理体现在医院营收和医生收入分配制度中。儿科单次诊疗耗时更长、用药量偏小，现行医疗服务定价中并未强调儿童患者的特殊性，导致儿科用药和治疗都“不挣钱”，因而综合医院不愿意重点发展儿科。
同时，由于儿科医生责任重、工时长，收入却比其他科室医生低，许多医生不愿选择在儿科执业。科室发展能力弱进一步导致儿科医生的边缘化，削弱了儿科对优秀人才的吸引力。
2.收支两条线强化了基层卫生服务的价格扭曲
基层医疗机构是解决门诊常见病、多发病的第一道屏障，而现实中儿科门诊服务利用却呈倒三角形，患儿集中在大医院，基层儿科服务供给不足及与儿童诊疗需求难匹配，根源依旧是价格机制扭曲，收支两条线的管理模式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扭曲。
新医改后，为了遏制基层医务人员创收冲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进行了以“核定任务、核定支出、绩效考核补助”为核心的收支两条线管理，在保持基层医疗机构公益性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激励问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工作人员待遇相对固定，绩效激励不足，影响了医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同时，收支两条线管理中，政府财政拨款重公共卫生服务、轻诊疗能力建设，限制了基层用药和设备购置，许多诊疗项目无法在基层开展，医生只能把病人推向二三级医院，由此带来“虹吸效应”，基层诊疗能力持续退化，儿科在当中也未能“幸免”。
3.药品定价和相关管理措施制约了儿童用药供给
儿童缺药的主要原因依旧在于价格，即药品定价对药企的激励不足，带来儿童用药市场失灵。
一方面，受限于实验伦理，儿科药物临床基础相对薄弱，企业联合医疗机构采集临床数据、开展研发的成本高，后期用药评审难度大。
另一方面，儿科药物在进入医保谈判、集采等定价体系后价格偏低，偏低的投入回报率导致企业不愿冒风险去开发儿童用药。
儿童药品进医院难也是医院里儿童用药匮乏的重要原因。根据“一品两规”的限制，医院购进药品时同一通用名称药品的品种里注射剂型和口服剂型分别不得超过2种，公立医院为了合规不得不限制购入儿童专用药。
2022年《关于进一步加强用药安全管理提升合理用药水平的通知》提出，医院遴选儿童用药时可不受“一品两规”和药品总品种数的限制，管理限制上有望松绑。然而，由于现行基药目录和医保集采药物目录中缺乏儿童用药，“一品两规”政策松绑后综合医院是否愿意纳入儿童用药仍未可知。
企业研发出的儿童用药能不能进基本药物目录，列入目录后医保是否愿意报销，列入医保报销后能不能顺畅地进入医院，这些环节都影响着企业的儿童用药生产决策。面对儿童用药供给不足，医院只能继续使用成人药，从而医源性伤害和超说明书管理问题难以得到解决。
02
医保对儿科医疗、医药
的激励和调控能力弱
儿童医疗保障方面最核心的问题是保障水平低、家庭自付比过高，其根源在于整体医保筹资不足。儿童所参加的居民医保缴费水平较低，获得的财政补贴也少。鉴于整体筹资水平低，医保资金使用不得不“好钢用在刀刃上”，注重保住院、保大病、照顾老人和慢病患者等群体的利益，实际上儿童是在制度中和其他弱势群体竞争医保资金使用权益。
在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医疗保险两类制度合并之后，城乡之间还要统一保险标准，筹资“就低不就高”，福利却“就高不就低”，由此，医保基金的收支压力进一步增加。医保基金越吃紧，就越难顾及儿童，最终为儿童健康付费的责任就落到了家庭层面。
表3对儿童“三医”领域存在的问题、原因及联动关系做了归纳。儿科医疗服务问题背后的主要原因是价格机制扭曲，即儿科定价偏低导致医院不愿意发展儿科、医生不愿意从事儿科。居民医保是儿科医疗服务重要的付费主体，在“三医”体系内，居民医保的调控能力偏弱是儿科价格机制难以矫正的重要原因。
即由于居民医保的筹资能力不足，无力对儿科医疗卫生服务发挥价格调控和激励作用。以门诊为主、用药和检查量都偏少的儿科医疗服务在医保补偿中处于劣势，由此影响到儿科医疗资源配置。同样，在医药侧，医保筹资不足也影响了其对儿童用药供给的激励。儿童用药供给问题又进一步制约了儿科医疗服务能力的发展，尤其限制了基层医院儿科的发展。
表3 儿童健康保障领域“三医”问题总结
四、儿童健康保障
三医协同治理策略分析
01
以医保改革为抓手助推三医协同发展
儿科医疗服务供给不足和儿童用药匮乏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价格信号出了问题，即医生、医疗机构和药企缺乏足够的经济激励。在三医体系当中，能够起到激励作用的是医保制度。对于医保的联动功能及目标，我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方面的政策文本已有明确表述（见表4）。
虽然这些政策并未明确针对儿童群体，但以常见病和多发病为主、诊疗价格偏低、医疗资源配置倒三角形结构明显、医药发展相对滞后的儿科医药领域无疑是政策关注的重点。只有增强医保的筹资和战略购买能力，儿童医疗服务和医药价格机制才能理顺，三医才能更好地协同发展。
表4 医保联动中医疗和医药的政策表述
1.从顶层制度上考虑医保筹资问题
医保是调控儿科医疗和医药领域价格信号的重要抓手，其调控能力取决于医保的整体支付能力。我国居民医保缴费低、筹资水平也低，制度覆盖的恰好又是医疗需求较大的人群，“僧多粥少”的局面下儿童的医疗保障权益就容易被忽视。因而，现阶段推动儿童健康领域三医协同发展，首先需要从顶层制度上考虑这个群体的医疗筹资问题。
筹资方面，当下既要“用好存量”，更要“寻找增量”。用好存量，就是在现有居民医保制度框架和筹资方式不变的情况下强调儿童优先，在报销偿付上充分体现儿童就诊的特殊性。
但是，鉴于居民医保本身纳入的都是有理由优先的相对弱势群体，调节存量的办法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儿童群体医保筹资不足的问题，因而更加需要“寻找增量”。当下有两种可行路径去实现儿童医保资金增量，一是改定额筹资为费率制筹资，二是实施家庭联保。
首先，可将居民医保的定额筹资逐步改为费率制，以扩充居民医保资金总量，如此该制度才更有能力顾及儿童群体。现在的定额筹资看似公平，但在家庭相对负担水平上却是极为不公平的。测算显示，2019年低收入户的筹资负担占其可支配收入的3.39%，而高收入户的筹资负担仅为0.33%，相差10倍。
未来可改定额筹资为费率制，执行全国统一费率，初期由各市级统筹单位根据区域内城乡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确定缴费基数，待税收信息系统进一步完善后逐步把缴费基数细化到家庭，实现“能者多缴”。
其次，可考虑以家庭联保的形式使部分儿童退出居民医保，进入职工医保体系。
一方面，当下职工医保资金连年收大于支，至2022年基金累积结余达3.5万亿，其中统筹基金累计结存超2.1万亿。
另一方面，儿童的医疗费用自付比高，职工要额外为自己的孩子掏钱看病。
未来可打通居民医保和职工医保两个医保制度，实施家庭联保，把儿童带入其父母所在的职工医保体系，提高职工医保资金的利用率，以此增强对联保子女的医疗保障能力。随着联保子女退出居民医保，在财政补贴总额不变的情况下，居民医保的人均筹资水平也将提高，从而该制度能惠及那些不能通过家庭联保制度进入职工医保的儿童，从总体上提高儿童的医保筹资水平并逐步缩小城乡差距。
2.发挥医保基金对儿童医药服务的战略购买作用
解决筹资问题的同时，医保基金还需要通过战略购买来发挥好对儿童医疗和医药领域的调控作用。“战略购买”意在让医保基金支付方变被动为主动，从“为儿童医疗花费买单”变为“根据儿童健康需求选购医疗服务”。
通过对儿童医疗和药事服务需求的科学评估，医保基金可以选择更具价值、更具公平性的购买内容，从而提高医保基金购买医药服务的健康效益。在购买环节，医保支付方可通过对“向谁购买、购买什么、支付多少、如何支付”等的安排有效调节儿科医疗、医药服务，或为这两个领域的改革赋能，从而促进三医协同发展。
图1展示了儿童健康保障领域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的具体路径。整体上，增加儿童医保筹资，以此发挥医保对其他两个领域的战略购买作用是关键。针对儿科医疗服务供给问题，医保方作为最大买家可以充分影响儿科调价，基于儿科医疗服务特点形成对儿科医生和医疗机构更有激励的价格体系，增强医疗服务供给。
医保的差异化结算、打包支付政策也有助于各级医疗机构由竞争关系变为合作关系，促进分级诊疗，扭转儿科医疗资源倒三角形结构。
筹资充足的医保还可通过更有利于儿童用药发展的医保定价体系和目录来提升儿童用药供给、调节医院药品结构。缓解了儿童用药短缺问题，伴生它的超说明书用药管理问题便能迎刃而解。在医保战略购买的助推下，儿科医疗和医药可相互促进，强化对儿童健康的保障作用，减轻就医压力，缓解儿童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图1 儿童健康保障三医协同发展路径图
02
发挥医疗和医药措施
的反向联动作用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到要“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促进医保、医疗、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目标是提高医药服务供给效率，改革的重点是医疗和医药两个领域。医保改革是为了解决医疗和医药领域激励不足的问题，更好地助推二者的内部变革。儿童医疗和医药领域需要一些关键性的措施与医保改革联动，从而达到协同发展的效果。
1.探索儿科医疗服务价格调整机制，为医保支付提供信息基础
当前已启动的医疗服务价格改革的主要手段是取消药品和耗材加成，以及直接调整部分医疗服务项目价格。除了一般治疗操作、临床手术等项目外，大部分儿科医疗服务项目定价仍旧参照成人的收费标准，尚未充分考虑儿科特殊性，比如儿科检查更耗时。
现有价格改革无益于扭转儿科收支失衡和儿科边缘化的局面。保障儿童健康意义重大，未来在深化医疗服务价格改革时应坚持“儿童优先”，率先探索儿科医疗服务价格调整机制，以大数据技术和管理创新为抓手建立信息采集系统，获取各类医院儿科常见病服务总量、医疗人员和器械投入量、服务收支差等基础信息，综合利用数据建模和专家研判的方式完善儿科常见病定价标准。
2.完善儿科医联体建设激励机制，助推医保DRG/DIP改革
儿童患者就诊以常见病、多发病为主，但是基层儿科诊疗能力弱，儿童患者不得不“趋上就医”。通过儿科医联体建设提高基层医院技术水平是建立儿科分级转诊制度的重要铺垫。医联体建设需要核心医院花大量精力为基层医院打基础，当中的利益关系却未理顺。
由于政府经费补助不足，核心医院需要承担专家外派、远程系统搭建等各项支出，并且帮扶行动从短期看是在培养潜在竞争对手，所以核心医院在推进医联体建设方面缺乏积极性。现阶段应正视儿科医联体建设中的利益关系，针对核心医院执行公益项目出台长效激励措施，改被动为主动，让上级医院有动力探索和推广适宜基层医疗机构使用的儿科常见病、多发病诊疗技术，推动各方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利益和责任共同体。
3.鼓励药品研发生产，促进儿科医疗系统良性发展
受限于医学伦理和产品定价，儿童用药研发和生产不足已成为全球普遍存在的问题。我国儿童用药以口服剂型和注射剂为主，前者不适合吞咽能力较差的婴幼儿，后者对小儿刺激性大。以成人药对其进行替代，既给儿童取用和剩余药品储存带来不便，也容易在折算剂量上出错，增加儿科医疗风险。
针对儿童用药领域的市场失灵，政府应带头支持制药企业生产儿童用药，尤其支持开发适合婴幼儿使用的糖浆、水剂、冲剂等，使药物适应儿童的生理特点，用药依从性和安全性得到提高。生产儿童专用剂型的技术和管理成本等，可以灵活反映在儿童药价上。
此外，鼓励儿童用药发展的政策还必须打通医保、医疗端口的关节，提升药品从市场进入医疗系统的畅通程度。我国2021年版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已单列出儿童基本药物，可以此目录为重点，按程序优先将儿童用药纳入国家医保目录，并在共用药的集中带量采购方面重点关注儿科适用剂型。待儿童用药进医保目录后，还需推动医院去使用这些药。
近几年医保目录中药物越来越多，而医院药房容量和用药管理能力有限，加之“药品零加成”制度下新增用药不能给医院带来利润，儿童高价药还会推高“药占比”，影响绩效考核，需有额外的鼓励措施让医院有动力添置儿童用药。
五、结论和讨论
儿童的生命周期长，治愈儿童的经济社会效益非常可观。如果儿童因疾病得不到及时有效治疗而致残，则家庭和社会的机会成本会非常大。完善儿童健康保障制度能够有效避免家庭陷入抚养困境，减少因病致贫返贫和社会相对贫困问题，减轻医疗保障和社会救助的压力，提升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的规范性和可持续性。
持续推动儿童健康保障事业的发展也能够营造更好的生育环境，推动构建新型人口发展战略。长远来看，加强儿童健康保障对于提高全民健康素质、加强未来人力资源储备、保持我国人力资源禀赋优势具有重要意义。
自新医改以来，我国制定了多项针对儿童健康的行动计划和政策法规，逐步搭建起了综合性的儿童健康服务和保障体系，在维护儿童健康权益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儿童健康保障领域也存在医疗服务供给不足和结构失衡、医疗保障不充分、医药发展相对滞后等问题，造成了儿童看病难、看病贵。
在三医协同治理的框架下，本文对儿童在三医领域的问题根源做了分析，指出医疗和医药领域的核心问题是激励不足，而医保则因筹资不足无力发挥对其他两个领域的激励作用。鉴于此，未来推动儿童健康保障领域三医协同治理的抓手应是医保筹资改革和战略购买，医疗和医药领域也需要有内生措施来联动此项改革。
除了整体联动外，三医领域也有一些相对独立的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比如，针对儿童医保覆盖不全面的问题，强化新生儿等重点群体参保数据管理、做好低收入家庭儿童的参保工作、保障流动儿童参保权益等政策靠划定漏保人群来分类施策，政策执行成本高。
在整体参保率已达95%以上的情况下，可以考虑以儿童参保为切口，改革“自愿参保”机制，将其变为强制参保，确保所有儿童进入基本医疗保险体系。对于流动儿童，可参照大学生就地参加居民医保的规定，将6个月以上常住儿童无条件纳入本地居民医保体系。同时，医保的财政补贴要“钱随人走”，避免处于“福利高地”的城市排斥流动儿童参保。
在医疗服务方面，当前重点是要“强基层”，以此匹配儿童的就诊需求。除增加基层执业激励、推动医联体建设外，还应当协同改革儿科培养制度。比如，为解决整体儿科医生短缺问题，可尝试扩大农村定向免费培养，进而参考出生率、儿科医生流失率等综合测算目标医师量，全面实施儿科医生免费培养。儿科医生在就业市场的价格是扭曲偏低的，学生选择儿科存在较高的机会成本，免费培养实质只是将其未来应得的收入平滑前移到培养阶段。
另外，现有“5＋3”培养模式可细化为“5＋2＋1”，让学生最后一年下沉到社区医院，并结合儿科医联体建设工作，鼓励儿科专科医生和有从业经验的社区全科医生在社区情境下带教，帮助学生了解社区儿科常见病处置情境。这些措施应与基层儿科医生补贴、晋升等激励措施并举。
医药方面，考虑到儿童用药的研发和生产周期，短期内儿童使用成人药品的情况还将持续，现阶段有必要规范超说明书用药。在治疗实践中已存在儿童用药剂量、疗效和安全性方面的诸多共识和数据，当前可尝试建立医疗机构和药企的合作机制，敦促各方对儿科处方中出现频率较高的品种进行统计，利用定性评估、仿真等方法形成用药共识，据此出台超说明书用药手册，同时，鼓励药企更新药品说明书。将用药实践规范化，既能让医生有用药依据、减少风险，同时也能降低医院在处方点评、医嘱审核等方面的管理成本。
保障儿童健康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医疗、医保和医药任何一个领域的改革都需要对其他领域的政策进行全面检视，重视三医之间的联动和协同关系。儿童健康保障是我国整体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儿童群体不能为自己发声，有关儿童的健康政策长期依附在“妇幼”“居民”话语体系中，未来整体医改实践中应更充分考虑到儿童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坚持“儿童优先，普惠共享”的原则。学术上，也需要搭建起长效的儿童健康保障研究平台，持续推动儿童健康领域的基础研究以及对三医协同治理的探讨。
篇目二
三医联动视角下老年慢病管理
发展现状及对策
作者
牛雨婷1 赵允伍2
王晓松2 王珩12
1安徽医科大学卫生管理学院
2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来源
《卫生经济研究》
2023年 第4期
关键词
老年慢病管理
健康老龄化
三医联动
医疗联合体
摘要
当前，我国老年慢病管理已取得阶段性成效，但仍存在老年慢病优质资源失衡、基层医务人员积极性不高、医保医药局限及信息化规范程度较低等问题。对此，从三医联动视角，提出老年慢病管理的对策：
医疗多方协同，坚实优质老年慢病服务基础；
医保延伸保障范围，探索医保规范化管理；
医药扩大目录，畅通老年慢病药物供应链；
普及数字化应用，提高老年慢病管理信息化水平。
正文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与医疗卫生事业全面发展，健康中国战略初显成效。与此同时，我国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老年人口激增，老龄健康问题凸显。2021年人口普查显示，我国60岁以上人口已有2.64亿，占总人口比例高达20%，并仍呈快速增长趋势，预计“十四五”时期老年人口将突破3亿，其中78%以上的老年人至少患有一种慢性病。
如何做好高质量、全覆盖、均资源、综合连续的老年慢病管理是当前卫生健康事业发展面临的主要现实问题之一。本文从三医联动的视角分析老年健康事业发展现状，为优化老年慢病资源供给侧改革、推进健康老龄化提供参考。
一、老年慢病管理发展现状
当前我国老年慢病管理是基于医联体服务的老龄化延伸，可依据三医联动机制从医疗、医保、医药及信息化保障四方面综合归纳。
一是通过政府主导，集中优质老年慢病资源、畅通资源流动通道、建设老龄服务家庭医生团队、发展中医药，多举措实现基层老年慢病服务提质增效。
二是基于医联体医保政策，坚持慢病长处方，探索老年人群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减轻老年人群慢病负担。
三是通过政府集中采购、医联体药品目录同质化等，保障老年慢病药物供应。
四是通过搭建国家级信息平台，保障医疗、医保、医药信息跨区域流通，多方协同，为老年人群提供高效、便捷、可负担的慢病服务，提高老年人群的满意度及就医意愿。
01
医疗：提供高质量
的整合型老年慢病管理服务
1.坚持政府主导，保障老年慢病资源高质量供给
以《中国防治慢性病中长期规划（2017—2025年）》为指导思想，从慢病资源优化入手，做好老年慢病管理的资源整合和顶层设计。
一方面，在国家层面做好资源统筹规划，集合优质公立医院和医学院校，协同建设心血管疾病、癌症等慢病区域中心。“十三五”期间已相继成立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病中心、国家癌症中心和国家心血管病中心，并建成1个国家老年医学中心及6个国家老年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做好覆盖全国的慢病资源管理工作。
另一方面，在公立医院层面，要求二级及以上综合医院开设老年医学科，集合优质老年医疗资源，做好医联体老年慢病资源蓄积。当前全国已有2642个综合医院设有老年医学科，开展老年慢病评估和综合管理，推动老年慢病管理由治疗为主转向预防为主。
2.畅通资源联动通道，提升基层老年慢病服务能力
一方面，在医学院校增设健康管理、养老服务专业，扩大全科、康复、营养、护理、中医药专业规模，以培养医养护结合的老年健康管理人才为教学目标，扩大优质老年健康管理人才储备量。
另一方面，通过畅通医联体共享通道，加速基层老年慢病服务能力提升，例如积极开展医联体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上级医院定期向基层医疗机构选派专家坐诊、规范带教，基层医疗机构定期组织医师进修，实现优质医疗师资共享，做好基层在职医师的长期培养与能力提升；同时通过政府拨款，推进上级医院与基层医疗机构的基础慢病防治设施及医疗服务同质化，畅通上下转诊通道，实现老年慢病优质资源整合。
截至2021年，全国已有基层医疗机构98万个，其中2.3万个达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基本标准，基层卫生人员超过440万人，基层诊疗量占比已达50%以上，基本医疗服务与公共卫生服务能力得到大幅提升。
3.增加家庭医生团队多样性，强化健康“守门人”职能
为充分发挥家庭医生在老年慢病管理中的健康“守门人”功能，以医联体“专科医师—全科医师—护理人员”组成的家庭医生团队为基础，从引入人才、强化早筛流程及普及健康教育等方面综合提升老年慢病管理能力，打造有能力提供老年慢病医养康护一体化服务的基层团队。
一方面，以上级医院专科医师为核心，基层全科医师为基础，在家庭医生团队中引入健康管理师、药剂师、中医医师、康复护理人员等慢病照护职能人员，三方协同，综合评估签约老年人群的慢病状况，由专科医师制定个性化慢病管理方案，再由社区全科医师与慢病照护人员监督、落实，做好患病老年人的干预随访工作。
另一方面，通过全科医师定期随访、预约体检，做好社区低龄老年人群脑卒中、高血压、糖尿病、癌症等重大高发慢性病的早期筛查和健康管理工作，预防未患慢病，控制已患慢病，延缓慢病进程。同时，家庭医生团队也承担了老年人群的健康教育工作，在老年人就诊或慢病随访时，积极主动询问其日常生活习惯、用药情况，宣讲慢病防治知识，纠正不良慢病防治行为。
自2017年起，全国已有有800多个县（市、区）开展家庭医生团队试点，每年为老年人群提供健康管理服务达10亿人次以上。
4.加速中西医结合建设，发挥中医药预防保健功能
基于中医药价格相对低廉、老年人接受度更高、副作用较小的特点，中西医结合在治未病、管慢病、控成本等方面具有突出优势，是实现慢病预防、康复、护理的重要措施，更是推动老年慢病管理的必要环节。
从宏观层面，根据《国家中西医结合医学中心设置标准》，由国家卫生健康委集合优质中医药资源，建立高质量中医药人才培养中心，在进行中医药品牌建设的同时为社区提高中医药能力提供资源库。创建中医名师传承班，通过以师带徒的形式将上级医院优质中医药资源共享到基层医疗机构，下延品牌效应，从根源提升基层中西医结合诊疗服务能力。
在社区设立中医药科室，将中医药防治纳入老年慢病患者管理方案，从中医药服务、养生、文化宣传等着手，通过针灸、推拿、食疗食补、中药贴剂等措施辅助慢病防治、康复及护理等工作。
截至2020年，全国85.38%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80.14%的乡镇卫生院设立了中医综合服务区，能够提供较为全面的中医药服务，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得到明显提升，中西医结合在慢病防治中的预防保健功能凸显。
02
医保：构建适度保障
的多层次医保体系
当前:
城乡居民基本医保住院费用报销比例达70%左右，封顶线是人均可支配收入的6倍以上；
大病医保报销比例达60%，起付线下降至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
对贫困人口，政府每年另提供3万~5万元的医疗救助金。
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的三重保障，降低了城乡居民自付比例，提高了就医满意度。
对常见慢病患者，国家医保局牵头建立包含高血压、糖尿病的“两病”门诊用药保障机制，在慢病医保的基础上开展慢病长处方工作，将稳定期、康复期老年慢病患者由上级医院转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保障老年慢病患者连续用药，推动分级诊疗建设。截至2021年，“两病”基金支付总额已提升至人均600元，覆盖居民1亿人。
此外，针对失能慢病老年人群，国家医保局自2018年起试点实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为60岁以上失能老人提供长期、便捷、高效的养老护理服务。截至2022年，试点覆盖49个城市，共有172万人享受待遇。
03
医药：确保经济可行
的老年慢病用药服务
一方面，通过政府统一带量采购医用耗材和慢病药品，降低医院购入成本，减轻冠心病、糖尿病等慢病患者的经济负担。
另一方面，在医联体成员单位处方互认的基础上，与医保制度协同，由核心医院统一管理慢病药品目录，实现上级医院与基层医疗机构的慢病药品目录对接，同时落实慢病长处方工作，老年患者一次可开具12周的慢病药品，探索问诊、结算、药品配送一体化服务，为社区老年慢病患者提供全面、便捷的用药服务。
04
信息化建设：
保障三医联动信息通道畅通
在老年慢病管理中，基于信息系统高效、空间不受限的特点，通过信息化建设可实现高质量、高效率的三医联动。当前我国已基本实现健康信息的纵向流通和横向协同，为老年慢病管理的三医联动提供基础保障。在医疗信息化方面，基于国家全民健康信息平台，2021年初步建立了全国老龄健康信息管理系统，通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采集老年慢病患者的基本信息、慢病病史及现状、用药状况等信息，实现慢病信息的跨区域、跨层次流通，大幅提高了老年慢病分级管理的时效性及可靠性。
在医保信息化方面，积极搭建医保线上结算系统，试点探索异地就医的医保结算工作，减轻老年人群慢病防治负担。在医药信息化方面，开展“线上就诊—线上处方—送药上门”一体化用药服务，减少线下处方环节，提高老年慢病患者用药便捷性及满意度。
二、老年慢病管理的不足
01
老年慢病优质资源配置失衡
基层慢病诊疗能力薄弱
虽然我国大部分综合医院已设立老年医学专科，并成立多个老年医学中心，但优质老年慢病资源“倒三角”布局仍长期存在，基层老年慢病管理能力整体依旧处于较低水平，尚不能满足社区老年人群的慢病管理需求。
一是社区医务人员由于工资低、福利低、职称低、工作量大，对职业的认同感低，优质全科医生、慢病管理人才引不进、留不住，其高流动性造成基层不能形成稳定坚实、逐级提升的慢病管理团队，严重影响基层慢病诊疗能力的提升。
二是受制于财政经费不足、基层医师短缺造成进修率不足以及上级医院优质医师下沉基层时间短等原因，上级医院优质资源不能顺畅流通、共享至基层，导致基层慢病服务能力提升缓慢。
三是由于上级医院与基层医疗机构自主盈利的特性，两者存在一定的竞争关系，上级医院的品牌效应易对基层老年人群产生虹吸现象，进而导致基层慢病患者分流，使基层医疗机构陷入“慢病治疗能力不足—老年慢病患者就诊率低—基层医师缺乏老年慢病管理经验—慢病治疗能力更差”的恶性循环。
02
基层绩效考核制度不合理
医务人员工作积极性受限
当前，仅将签约人数、高血压及糖尿病管理人数等指标纳入家庭医生考核机制中，尚未细化到老年人群管理人数，未形成老年慢病管理专项绩效考核制度。这就导致家庭医生团队的老年慢病管理成果不能高效全面的转化为绩效、工资及福利，激励机制的缺乏造成基层医师的工作积极性不高，进而导致社区老年慢病管理成效不理想。
03
医保覆盖面局限
老年慢病管理保障欠缺
随着健康意识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老年人积极主动参与慢病管理，慢病医保供需失衡的问题也逐渐显露。虽然当前对老年慢病已有较为完备的医保报销体系，但仍面临覆盖项目不足、报销比例不高的尴尬局面，部分慢病筛查、诊疗项目在上级医院的报销比例远高于基层，且当前大多数中医药项目未纳入医保报销范围，在老年人群慢病管理实践中影响中医药服务选择，难以满足老年患者日益增长的慢病防治需求。
04
基层药品目录偏窄
药物供应链仍不连贯
由于分级诊疗制度，上级医院与基层医疗机构药品目录不同，基层医疗机构虽然以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脑卒中等常见慢病药物为主，但随着老年慢病种类的增多，也逐渐满足不了老年慢病患者需求。同时，基层医疗机构药物由上级医院统一供应、层层下达的供应链降低了用药效率，甚至还会存在药物短缺的现象，影响了患者用药满意度，造成患者流失。
05
信息化规范程度低
互联网+老年慢病管理尚不成熟
由于信息化建设水平受地区经济、卫生发展、政策等方面影响，不同地区之间存在明显差异，技术壁垒导致各地医疗、医保、医药信息系统不能完整对接，进而影响三医联动信息流通效率与质量。以医保信息化建设为例，当前电子医保还未在社区实现全覆盖，部分社区还处于使用医保卡阶段，且跨省异地就医报销系统尚未普及，医保报销仍受地区、时间、形式限制。
同时，老年慢病管理智能化终端设备的研制还处于探索试验期，大部分地区慢病管理中的血压、血糖、心率等常规监测及家庭康复护理等服务仍需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家庭医生上门提供，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没有达到智能化健康管理的理想状态。
三、老年慢病管理对策
01
医疗：多方协同，
坚实优质老年慢病服务基础
1.建设高质量慢病管理队伍
为持续提高基层慢病服务能力，应从培养和留住基层慢病管理人才入手。
一方面通过“院校教育、毕业后教育、继续教育”的模式，培养高质量的慢病管理人才。
另一方面通过完善绩效考核制度来提高慢病管理队伍的稳定性，将老年慢病管理工作成效与基层医生的奖金、晋升、职称等挂钩。同时，加大对慢病管理服务的财政补助力度，并根据工作考核结果分级分配，调动基层医生工作积极性。
2.优化老年医疗资源配置，探索老年慢病整合照护模式
以“医院—社区—社会机构—家庭”多方协作的老年慢病整合照护模式为发展方向，在分级诊疗制度下做好老年医疗资源配置优化。
一是由政府及三级医院主导，鼓励二级医院及社会医院转型为老年慢病专科医院，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协同，搭建“三级医院—老年慢病专科医院—社区”的老年健康服务体系，强化各级医疗机构的慢病功能，在实现分级就诊的同时确保上级优质慢病资源共享互通。
二是重点突出社区在健康教育、预防保健及康养护中的功能，通过引入营养中心、康复中心、体医融合中心、心理健康中心等社会照护机构，建设适老化社区，营造主动健康环境。
三是通过开展家庭护理、康复、膳食指导等，强化家庭在老年慢病管理中的作用，将社区慢病资源导向以家庭为中心的慢病照护，由家庭医生团队与社会照护机构协同，对家庭成员进行老年常见慢病的预防知识、护理技巧及急救技能的指导，社会照护机构负责后续监督矫正、护理康复设备供应，提高基层慢病管理效率。
3.开设运动处方，推动老年慢病管理体医融合
体医融合作为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举措，是提升健康服务均等化、探索全民健康的落脚点。对此，应积极推动老年慢病管理的体医融合，充分利用社区老年健身中心，引入慢病运动指导员，对老年人开展健康教育与运动指导；同时，对家庭医生团队进行运动医学培训，培养其开具运动处方的能力，并定期随访和反馈结果。
4.建立老年慢病管理规范，促进服务同质化
制订如老年高血压管理指南、老年人群膳食指南等社区老年慢病服务规范和流程，实现基层慢病服务同质化。同时，积极探索老年慢病能力评估量表，通过制定全国适用的老年人群评估量表，实现评估结果跨地区互认，进而破除诊疗方案、医保、慢病用药的地区壁垒。
02
医保：延伸保障范围，
探索医保规范化管理
扩展慢病病种目录及慢病服务报销范围，允许各地在国家医保局统一慢病病种目录基础上，根据当地高发慢病扩充医保报销病种，实行动态调整，因地制宜地满足不同地区慢病患者的防治需求；将运动处方纳入医保报销范围，提高慢病患者接受度，促进体医融合。
同时，制定基本的、统一的、量化的慢病认定标准，为各地常见多发慢病认定、资质审核提供参考规范，实现医保经办规范化、精细化，提高工作效率。此外，由医保局牵头，在基层开展医保政策及流程规范解读，确保基层医生掌握最新的医保政策、慢病病种及药物报销目录，保障慢病患者的医保权益。
03
医药：扩大目录，
畅通老年慢病药物供应链
从国家层面扩大慢病药品目录，提高药品储备量，确保各级医院的药品目录一致。同时，在当前“药厂—政府—医院—社区”的药物供应链中引入药店，将慢病患者常见、可替代性不高的药品下放到社区药店，并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统一监督管理，实现慢病处方在医院、药店的共享，将药店作为基层慢病药品的供应补充，保障老年慢病患者用药。
04
信息化建设：普及数字化应用，
提高老年慢病管理信息化水平
信息化建设是三医联动的重要基础，应从普及老年人群数字化应用入手，由家庭医生团队与社区工作人员协同，在社区定期开展血压血糖测量便携机、健康手环等慢病智能设备使用教学，提高老年人智能终端使用率。
同时，从政府层面搭建“医保—医院—社区—药店”线上结算及药品配送系统，通过慢病处方线上共享，将医疗机构与社会药店相连，形成社区居民全覆盖的医保报销及药品配送网络，方便老年慢病患者就近买药，提高就医满意度和用药依从性。
（本文仅代表发言专家个人观点，与其所供职单位或“健康国策2050”官方立场无关。）
希望加入医保政策大家庭的师友，
欢迎关注本公众号（“健康国策2050”），
添加管理员微信：jkgc2024，
身份验证通过后即可免费进群，
群内将发布高清完整版思维导图、
高端学术活动等通知
版权声明
“健康国策2050”公众号所发布的图文链接所列的编者按、思维导图、排版格式、大（小）标题，如非版权方的原文所述，则版权归属“健康国策2050”学术平台所有。对于本平台版权所有之内容（无论是否加注原创标识），未经本平台书面授权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引用任何产品的内容和观点。
违反上述约定的，本平台将就侵权人的违法行为追究其法律责任，并将侵权人信息抄送国家有关主管部委、司局，这将对侵权人的机构信用评价、个人职业前景带来严重不利影响。
往期课程学习材料
向上滑动阅览
添加管理员微信号“jkgc2024”（工作时间：9:00-19:00），完成相关操作，即可获得本期（或往期）课程的音视频学习材料：
献礼党代会“追寻理想中国”第一期《健康治理新作/名家见面会》：三明医改重要推动者詹积富主任、中国卫生法学会副会长申卫星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与国家卫健委卢春山巡视员合著）
献礼党代会“追寻理想中国”第二期《推进“健康共同富裕”，破解“健康不平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室主任冯文猛（共同富裕解读）、中国劳科院医保研究室主任王宗凡（多层次医疗保障：有序衔接机制）、中国社区卫生协会分会主委杜兆辉（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公平性）
献礼党代会“追寻理想中国”第三期《科普专家/患者组织建言专病防控政策体系》：国家健康科普专家支修益（癌症）、罕见病患者组织发展网络黄如方（罕见病）、上海老年认知障碍友好社区督导专家费超（认知障碍）
献礼全国两会“追寻理想中国”第四期《机构改革落子“健康中国”：“三医”并立：前瞻与对策》：原国务院医改办监察专员赖诗卿、原省级卫生厅处长孟立联、国际医疗/社保体系专家邵晓军、“一体化监管”专家梁嘉琳
献礼全国两会“追寻理想中国”第五期《国家科技部/知识产权局/大数据局/乡村振兴局改革：对健康科技/数据/资金的影响》：国内最大临床转化机构前领导朱同玉、国家卫健委数据治理专家曹艳林、农工党中央健康扶贫专家周峰、“三流合一”治理专家梁嘉琳
献礼全国两会“追寻理想中国”第六期《老龄事业统筹：从卫健委到民政部的影响》：全国政协常委阮诗玮（养老服务）、养老金融50人论坛成员胡继晔（养老金融）、国家老龄研究基地副院长杨一帆（养老监管）
“追寻理想中国”第七期《2023-2024卫生/医保政策：展望与对策》：王宗凡主任（个人账户改革与门诊统筹解读）、高雪主任（耗材与IVD集采解读）、刘晓云主任（中央医疗卫生体系文件解读）、王仲（中央全科/专科医疗文件解读）、娄宇（医保立法与执法解读）
新“学术战疫”第一期：破解新冠就医用药难：中华医学会全科医学分会主委迟春花（基层医疗卫生体系韧性）、浙江省医药行业协会原会长郭泰鸿（新冠物资应急储备）、南方医科大学卫生管理系主任张屹立（新冠疫情省份“脆弱度”排名）
新“学术战疫”第二期：医疗韧性与药品可负担：江苏基层卫生协会书记夏迎秋（基层医疗机构韧性）、同济医学院卫管学院副院长陶红兵（医疗体系整合）、天津大学药学院副院长吴晶（新冠药物定价）
“学术战疫”高端研讨会第一期：启动仪式&专题讲座：医疗管理学大家刘庭芳、卫生法学大家王晨光、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长韩布新、中国人口宣传教育中心副主任石琦
“学术战疫”高端研讨会第二期：疾控体系改革：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中国疾控中心前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流行病学大家曾光（已通过有关中央媒体向中央呈送内部参考材料）
“学术战疫”高端研讨会第三期：卫生应急管理：曾三次给中央政治局讲课的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应急管理大家薛澜
“学术战疫”高端研讨会第四期：医药创新：中国药促会会长宋瑞霖、国家药监局专家库成员宋华琳、国家药审中心原首席科学家王刚（已通过有关中央媒体向中央呈送内部参考材料）
“学术战疫”高端研讨会第五期：小微企业、普通市民/患者保障：广东卫生厅原巡视员廖新波、清华五道口金融学院研究员袁伟、杭州“城市大脑”首席技术官申永生
“健康智荟”高端圆桌会第一期《中央《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解读》：国家医保局咨询专家、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副会长何文炯
“健康智荟”高端圆桌会第二期《“新基建”背景下的未来医疗健康产业》：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民生银行研究院院长黄剑辉，及《新型健康服务业监管模式创新》《互联网医疗示范项目指标体系》两项重大课题（阶段性）研究成果的首发式
“学术战疫”国际研讨会第一期（疫情防控篇）：流行病学大家曾光、美国UCLA公卫学院副院长张作风、英国牛津大学终身教授陈铮鸣、德国德中卫生健康管理协会中国主任徐洪波
“学术战疫”国际研讨会第二期（社会保障篇）：中国社科院陈秋霖主任、美国医保中心蔡立明博士、英国国王大学杨维教授、德国医保专家邵晓军博士
国内首档健康政策公益宣讲《健康三人行》第一期《医保、医院、医生：如何跳出“猫鼠游戏”》：徐毓才（卫健管理）、蔡海清（医保管理）、邹新春（医院管理）
国内首档健康政策公益宣讲《健康三人行》第二期《医疗、医保、医药：患者参与和权益保护》：段涛院长（公立医院患者委员会/患者体验部）、瞿晓颖主任（外资医疗机构患者服务）、王立新秘书长（大型患者组织）
国内首档健康政策公益宣讲《健康三人行》第三期《医改重点：“保大病”“保小病”还是“保预防”》：顾雪非主任（国家卫健委、国家医保局“双料”咨询专家）、康韦女士（原研药行业协会RDPAC执行总裁）、徐华锋先生（中国保健协会副理事长）
国内首档健康政策公益宣讲《健康三人行》第四期《支持社会办医政策如何全面落地？》：赵淳会长（中国社会办医领域协会领导）、廖志仁会长（大型三甲民营医院创办人）、周萍教授（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医院管理教研室副主任）
国内首档健康政策公益宣讲《健康三人行》第五期《如何保护医疗数据安全、患者个人隐私？》：俞思伟主任（医疗卫生信息化专家）、叶荔姗主任（试点城市数据管理专家）、宁宣凤律师（数据安全法律专家）
国内首档健康政策公益宣讲《健康三人行》第六期《反商业贿赂，国家医保局医药招采信用评价解读》：王宏志专家（国家医保局课题负责人）、姚洪副秘书长（协会分管医疗健康信用工作领导）、范可律师（药品招采法律专家）
国内首档健康政策公益宣讲《健康三人行》第七期《后疫情时期：如何扶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苗艳青研究员（国家卫健委、国家医保局“双料”专家）、尹朝霞主任（深圳“罗湖医改”基层医疗重要贡献者）、李杰（基层诊所产业专家、信息化专家）
国内首档健康政策公益宣讲《健康三人行》第八期《新时代爱国卫生运动：将健康融入城乡治理》：孔灵芝女士（原卫生部疾控局副局长）、卢永研究员（中国健康教育中心）、王兰教授（同济大学健康城市实验室）
“价值医疗”在中国公益课程第一期《国家医保局生物制品带量采购前瞻》：张斌院长（武汉医保局胰岛素带量采购试点）、朱斐秘书长（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抗体制剂带量采购）、洪飞先生（患者组织淋巴瘤之家创始人）
“价值医疗”在中国公益课程第二期《从医联体到健共体：医疗/医保政策如何协同？》：国家卫健委医共体指导专家林枫教授（部委专家）、浙江玉环人民医院健共体集团院长董寅（医院集团）、健共体（南平）互联网医院院长宋斌（数字健共体）
“价值医疗”在中国公益课程第三期《全人全程的全科医学服务展望》：中国卫生发展研究中心袁蓓蓓教授（部委专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联合工作委员会主席杜兆辉医生（全科管理者）、北京儿童医院童缘网负责人苏小虎（儿科全科服务平台）
“价值医疗”在中国公益课程第四期《医疗“好差评”模式：医院/医师信用评价与监管》：汪剑锋（福建医保局稽查处副处长）、刘日记（苏州卫健委综合监督处处长）、史岩（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评价部副主任）
“价值医疗”在中国公益课程第五期《民法典对患者、医院医生、医药行业的影响与对策》：国家卫健委咨询专家郑雪倩（医事法）与刘炫麟（医药法）、公益律师韩晓晨（患者服务）
“价值医疗”在中国公益课程第六期《医药/医疗反垄断政策前瞻》：国务院反垄断专家委成员孟雁北（政策解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焦海涛（反垄断法分析）、律师万江（反垄断案例分析）
健康治理系列谈第一期《医药代表合规转型》：上海药监局原局长唐民皓（政策解读）、彭天曜律师（合规指引）、张廷杰总监（准入策略）
健康治理系列谈第二期《医疗/医药反腐动向》：国家卫健委咨询专家王岳（政策解读）、资深医药准入专家点苍鹤（药企策略）、孙超律师（合规指引）
健康治理系列谈第三期《健康政策半年展望会》：国家卫健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毓辉（健康产业政策）、国家发改委咨询专家宋新（数字健康政策）、国家医保局咨询专家姚岚（医保商保政策）
健康治理系列谈第四期《DRG除外支付》：国家医改云南玉溪DRG项目专家刘芷辰（DRG政策）、“村夫日记”创始人赵衡（DRG对商保与药企影响）、资深政务副总裁陈炳澍（企业DRG实操）
健康治理系列谈第五期《公立/民营医院亏损治理》：湖北省医改办原副主任阮小明（新冠疫情对医院影响）、国家卫健委财务会计专家刘宏伟（公立医院亏损建言）、中国医院协会民营医院分会领导余小宝院长（民营医院亏损建言）
健康治理系列谈第六期《医保按疗效（健康效果）付费》：国家卫健委卫生技术评估重点实验室主任陈英耀（上海医保局试点）、美国佐治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陈茁（美国欧盟案例）、徐州医保局待遇医药处处长杨义森（医保配套法规政策）
健康治理系列谈第七期《中成药集采：政策解读与应对策略》：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谢雁鸣（价值评估与真实世界研究）、“风云药谈”创始人张廷杰（集采竞标：准入路径与报价策略）、政策宣教专家梁嘉琳（政策体系：打破三大惯例，洞察五大趋势）
健康治理系列谈第八期《惠民保：政企关系与多层次保障》：国家卫健委/医保局咨询专家朱铭来（价值评估模型）、成都市医保局医疗保险处副处长廖凌（“惠蓉保”）、某商保公司部门副总严霄（“共保体”设计）、镁信健康前高管蔡卓（创新药准入）
健康治理系列谈第九期《创新药放弃医保创新高：标内/标外、院内/院外哪个香？》：国家医保局咨询专家宣建伟（中美对比与价值评估）、上海医保局咨询专家（医保药品落地机制）、准入培训专家徐川
健康治理系列谈第十期《打击欺诈骗保：政策动向与操作规程》：国家医保局基金监管信用评价专家龚忆莼（过度医疗判定）、国家医保局医保法规咨询专家张卿（欺诈骗保判定）、国家有关部委政策宣教专家梁嘉琳（医保飞行检查常见争议与对策）、国家卫健委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规范专家张群（医院医保质量管理）
健康治理系列谈第十一期《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动向与对策》：国家医保局DRG/DIP政策咨询专家杨燕绥（为健康付费与健康绩效评估），国家医保局信息业务编码标准化专家指导组组长（医药/医疗类编码进展），国家医保局DRG付费技术指导组临床论证组组长郭默宁（DRG临床质量管理），国家有关部委政策宣教专家梁嘉琳（“支付+”创新医保政策，支付方式改革六大动向）
健康治理系列谈第十二期《医学指南/共识：医政管理变局与对策》：原卫生部医政司司长于宗河（专家共识—医学指南—国家诊疗规范：行政监管逻辑）、中国临床实践指南联盟联合发起人、《实用内科学》主编王吉耀（医学指南制定：方法学前置性审查与“推荐意见”合理性评价）
健康治理系列谈第十三期《六部委试点城市医疗集团：动向与对策》：国家卫健委县域医共体咨询专家林枫教授（镇江模式与分级诊疗）、国家医保局DRG/DIP咨询专家何继明教授（支付方式改革与三医联动）、深圳卫健委陈瑶博士（深圳罗湖模式）
健康治理系列谈第十四期《医保个人账户改革/门诊统筹：动向与对策》：国家医保局政策咨询专家王超群、法律咨询专家娄宇、政策宣教专家梁嘉琳，连锁药店专家黄修祥
健康治理系列谈第十五期《药品招采“二次议价”卷土重来：是非与利弊》：国务院医改领导小组咨询专家房志武、医药产业大V涂宏钢（Dr.2）、商业贿赂案件资深律师左玉茹
健康治理系列谈第十六期《北京长峰医院大火：卫生综合监管与防灾须知》：北京城市规划院马良伟老院长、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杨海宇副总建筑师、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成员吴健院长、社会办医专家张苏华所长
健康治理系列第十七期《五部委打击骗保，医保/医院/药企应对策略》：国家医保局基金监管“飞行检查”专家任克华、国家医保DRG临床论证专家冷家骅、湖北医保局政策法规咨询专家于长永
健康治理系列谈第十八期《2023医保国谈:前瞻与对策》：知名药物经济学家胡善联、RDPAC高级总监李京帅、“风云药谈”创始人张廷杰
健康治理系列谈第十九期《2023医保飞行检查：重大变化与院企对策》：某省医保系统基金监管专家王昊昀、某省医疗保障局基金监管处二级调研员周鹏翔、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南方医药经济研究所原副所长陶剑虹
健康治理系列谈第二十期《医疗/医药反腐整治：医院/药企如何研判/应对？》：公立/民营医疗机构主委级专家宋冬雷、世界50强药企前高管丁利华、原国务院医改领导小组相关课题组负责人梁嘉琳
健康治理系列谈第二十一期《反腐之后，如何倡廉：公立医院薪酬绩效改革论辩》：中央推广的“三明医改”卫健委领导周显葆、国家卫健委直属医院运营管理部部长宿小满、知名医院管理咨询机构创始人秦永方、有关部委医疗反腐课题组长梁嘉琳
健康治理十日谈第一期《医疗/医药双轨制的秘密》：原国家食药监局药品监管司司长李国庆、江苏卫健委原副主任李少冬、上海卫生健康发展研究中心李芬研究员
健康治理十日谈第二期《机构/散户投资人的政策素养》：科技部、工信部生物医药领域评审专家郑玉芬、医疗健康投资50人论坛（H50）2020年度轮值主席杨瑞荣
健康治理十日谈第三期《公立医院去行政化：改革动向与对策建议》：海南省原卫生厅长白志勤（省级试点）、陕西省山阳县卫健局原副局长徐毓才（基层视角）、香港教育大学教授和经纬（港台启示）
健康治理十日谈第四期《剖析医保报销堵点：国家医保局大排查》：江西医保局待遇保障处原处长蔡海清（医保政策视角）、安徽蚌埠医保中心原主任秦鹏（医保经办视角）、《医院管理能力探讨》作者诸任之（医疗管理视角）
健康治理十日谈第五期：《医保-医院-药企“三角债”上榜：成因与对策》：中国劳科院原副院长谭中和（“医保-药企直接结算”与医保局考核）、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姚宇(地方医改真实痛点破解)、西交大一附院医疗管理专家左煌（医院运营管理&合规建设）
茗谈书友会第一期《寻找政策与传播“黄金分割点”》：国家卫健委/国家医保局传播咨询专家梁嘉琳（健康战略传播）、中央网信办咨询专家刘灿国（政策宣传指引）、创新生物制药公关联盟发起人张辉（传播实战经验）
茗谈书友会第二期《中国药品监管史》：北京大学药物政策专家韩晟《中国药品价格监管20年》、政策宣教专家梁嘉琳《市级集采：合理吗？能行吗？管用吗？》、口腔医院院长/国际牙医师学院fellow王聿明《种植牙价格专项治理：医保新政的行业影响与应对》
健康担当与想象力第一期《为乡村医疗卫生能做点什么？》：全科医学主委潘志刚教授（政策解读）、县域健康共同体董寅总院长（区域级一体化管理）、英国伯明翰大学姚弥博士（海外经验）、陕西省汉中市留坝县郭发刚全科医生（基层院长建言）
健康担当与想象力第二期《为医疗/医药反腐能做点什么？》：国家卫健委财务会计咨询专家王洁教授（医院内控体系）、国务院医改秘书长课题组组长梁嘉琳（制度体系与政策工具）、国家医保局基金监管评定优秀医保局王敏科长（医保定点医师/护师/药师/技师管理）、跨国医药企业协会（RDPAC）合规负责人敬礼
健康担当与想象力第三期《中央发布基本养老服务清单：影响与对策》北大应对老龄化国家战略研究中心主任陆杰华、全国养老服务业专家委员会委员张乃子、中国电子工程设计院副所长韩涵
健康担当与想象力第四期:《国家卫健委推一体化诊疗“专病中心”：问题与对策》清华长庚医院副院长魏来、北大肿瘤医院党委副书记薛冬、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保研究院专家张立强
健康政策助力专病防治第一期《罕见病公共政策体系》：国家卫健委罕见病诊疗与保障专家委顾问李定国（罕见病监管史）、国家人社部/中国银保监会咨询专家郑秉文（罕见病创新筹资与支付）、国家药监局咨询专家杨悦（罕见病立法与监管科学）
健康政策助力专病防治第二期《脊髓损伤患者综合保障》（倡议书首发）：国家重点医院康复专家许涛（诊疗认知）、前中国体操冠军桑兰（国际经验）、公益组织创办人潘美好（国内现状）
健康政策助力专病防治第三期《保生育健康：“三医”政策能做什么？》：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人口战略）、英国皇家妇产科学院荣誉院士程利南（妇幼健康）、宁波洪塘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王伟院长（“生育友好未来社区”前沿探索）
健康政策助力专病防治第四期《学生心理悲剧多发，构建公平/优质的精神心理服务体系》：同济大学精神卫生中心特聘教授黄智生（互联网与人工智能心理危机干预）、国家卫健委卫生应急处置指导专家程文红（精神心理治疗）、中央文明办等“心理专家讲坛”主讲任苇（重大突发事件心理援助）
梁嘉琳 | 审稿
肖媛丹 李佩 | 排版
学术交流
梁老师 23317472@qq.com（邮箱）
授权转载
wx14753814809（微信号）
想要独家、深度的政策信息
/学术成果，请关注公众号：
点亮“在看”，与更多人分享你的看法